下载《泥鸽靶》的朋友请注意:论坛原上传的《泥鸽靶》电子书缺  第一十章 尾声 后记 这三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今天终于找到了,特此上传,有下载了《泥鸽靶》的朋友,请自已把它补齐.

[ 本帖最后由 阿耀 于 2006-6-24 11:03 编辑 ]

第十一章
沙扬那拉
MX交易，还有东京数量惊人的不正常的金融行为，极大地激起了我的兴趣。日本似乎是所有衍生产品经纪的天堂。相比之下，纽约的业务停滞不前，新兴市场交易已经变得缓慢而乏味。我开始协助一些东京发起的交易在纽约的部分工作。东京分公司最近完成了几笔大象交易，每笔都有超过100万美元的佣金。我相信东京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前途无量。
　　东京分公司由永远活跃进取的乔恩·金瑞德掌管。他追求利润的劲头象头斗牛，圆脸上几乎总是带着最新的衍生产品交易引起的兴奋红潮。一旦有客户对交易产生了兴趣，金瑞德很少让他们空手而归。他手下的雇员都是富有攻击性的推销员，现在他们的人均佣金量已经超过了纽约的经纪。
　　春天在摩根士丹利是调动工作的时节，我也在考虑调到东京去。每年发过年终奖金后，管理层都要根据雇员在他们眼里的表现优劣进行人事调整。我知道这个程序。你可以根据上司分派给你的工作判断你的前途。如果你的前途光明，你将在纽约获得晋升，或者可能被调往伦敦或东京；如果你的前途暗淡，你可能被发配到布鲁克林办事处保管交易记录。如果你的未来不确定的话，你将原地不动。萨兰特叫我离开新兴市场衍生产品业务时我有些担心，我认为这是个坏兆头。在我能谈妥更好的职位之前，我希望管理层至少让我保持原位。
　　发过年终奖金后，管理层开始召见部分雇员讨论调动计划。谈话的开篇总是"某某（雇员的名字），我们决定为即将到来的一年作些调整。"管理层故意使这句话模棱两可，既可能意味着你将获得晋升，也可能意味着你要打包走人。他们试图衡量你在等待下文时的反应。等待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可怕的。如果你显示出恐惧，最终的变动可能更加不利。经过一分钟的沉默，有人会问你对某一项业务的看法，通常这个部门是他们计划将你调往工作的地方。你永远也不想听到"那你觉得市政债券怎么样？"如果他们问你"那你觉得布鲁克林办事处怎么样？"你的职业生涯就算完了。
　　到那时为止，我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一直聚焦在新兴市场。墨西哥货币崩溃造成的后果使我对这一领域的未来忧心忡忡。我也考虑过其他的选择，包括调动到公司其他部门，但是我还没有和管理层讨论过任何计划。不论升降，我希望他们在调整我的工作之前能多给我一些时间。这样的话我就能更好地控制局面，可以按照我的意愿谈判。也许他们会让我保持现状，也许他们根本不会找我谈话。
　　可我没有这么好的运气。马歇尔·萨兰特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我进去的时候发现里面还有另外两个经理。其中的一个关上门，让我坐下，然后程序启动。"弗兰克，我们决定为即将到来的一年作些调整。"那时我已经学会了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沉默，以防止泄漏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反应。我表现得无所畏惧，沉默地看着他们，等待他们的下一步。同时，我在脑海里追溯我短暂的职业生涯，回想我是否可能做错过任何事情。我以为我干得不错，所有正式评估都显示客户和同事都认为我是称职的经纪。我试图为"布鲁克林"或是更骇人的字眼作精神准备。如果听到"市政债券"，我准备拔腿就跑。
　　终于，一个经理问我："弗兰克，你觉得东京分公司怎么样？"我松了一口气，同时也吃了一惊。这个问题证明管理层对我有信心。在投资银行，如果你的表现好，他们很快就会把你调到赚钱的地方去。1995年的时候，对于衍生产品部来说，钱都在东京。显然，我的上司相信我能说服日本客户购买高利润的衍生产品。
　　我飞快地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不知为什么，我总能得到我完全不胜任的工作。第一波士顿让我向美国投资者销售新兴市场衍生产品，现在摩根士丹利又让我向日本客户销售更稀奇古怪的衍生产品。我一句日语也不会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日本客户，甚至没和他们通过电话，对日本的金融和监管体系也一无所知。好吧，我想，既来之则安之。我抑制住想断言自己不能胜任的欲望，也没有告诉他们我想过调往东京。我很愿意去待一段时间，比如一个月。于是我自信地回答："我认为东京是我们的利润所在。"
　　我有一天的时间来考虑。他们说我只是暂时去东京，协助那里的衍生产品部销售工作。不知何故，东京需要我这个想法让我安心。管理层让我做的工作是刺激的，而且从很多方面看也不困难。我们的东京分公司充斥着狂热的客户，其中很多都染上了衍生产品思春症，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就像盛开的樱花一样毫无保留。管理层想确保东京有足够的人手把客户一网打尽。东京的衍生产品销售队伍里有不少老手，但是他们显然还需要一些季节性的短工。
　　我对东京感兴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是摩根士丹利衍生产品拼图的最后一块。时至今日，我已经对衍生产品有了相当的了解，适应了纽约的公司文化，也认识了不少伦敦的同事。但是东京仍然是个谜。
　　我从来没有到过靠近日本5 000英里的地方，更不用说东京了。说来具有讽刺色彩，虽然我销售过来自世界各地的衍生产品--阿根廷、巴西、墨西哥、菲律宾，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些国家，甚至从来不曾出国公干。小时候，我出国旅行的时间也从来没有超过三四天，惟一的例外是高中时参加学校乐队到德国去了一个星期，为参加啤酒节的醉汉演奏高音单簧管。我甚至不能肯定我能从地图上找出东京或是日本的方位。我对日本的了解仅限于急速赛车手卡通和哥斯拉电影，还有大学时帮助同学完成的忍者研究。尽管如此，我整装待发，就要到东京去销售衍生产品了。第二天早晨，我答复说我愿意去。
　　当摩根士丹利送你到东京去的时候，你的旅途肯定气派不凡。我听说过许多在东京的美国人享受到的奢侈待遇。有些外派人员每年的住房津贴超过1 000万日元（约10万美元），某个交易员每个月都有1万美元的房租补助。一时之间，调到日本去似乎也不是个坏主意。
　　我的头等舱机票首先显示了我的旅程代价不菲--7 500美元。我问衍生产品部的秘书，公司是否有规定限制我的餐费和招待费用，她一笑了之。有个同事说我每星期需要100万日元--约1万美元。这好像有些夸张。我习惯了简朴的旅行，可以肯定有几十万日元就足够了。公司已经在帝国酒店为我订了顶层的套房，为期3周。这家酒店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酒店之一，在那里我将享受世界上最昂贵的风景之一，可以直接俯瞰日本天皇的宫殿。
　　虽然这次旅行令我兴奋，我的家人和亲友却没有分享我的热情。日本是个奇怪的国家，和我在堪萨斯的故乡相隔万里。我的父母很担心。我坚持说东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我不会遇到任何危险。但是我安抚父母的努力并不成功，他们确信厄运即将到来。
　　每个同事似乎都特别想和我告别，我觉得我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他们了。我的机票没有确定回程航班，3个星期的酒店房间也可以延期。有个同事告诉我他听说我已经被调往东京常驻。我的航班订在3月20日，星期三，他建议我好好享受在纽约的最后一个周末。稻草人建议我参观东京的武士剑博物馆，不过又暗示我不用着急，我有的是时间。我知道有几个经纪被送到东京之后再也没有回来，收拾行李的时候我尽量保持不先入为主的态度。
　　当我最终坐上了豪华宽大的头等舱座位时，所有忧虑都烟消云散。我吞下了几大口鱼籽酱和五六杯伏特加，吃了一份牛扒，感到心满意足。我放下座椅靠背，打开一本800页的小说。航班直达东京，我有14个小时休息、吃喝、看书。我的家人显然错了，能有什么厄运发生呢？
　　我在飞机上有所不知--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东京的交通高峰时间，几个日本宗教教派的疯狂信徒（包括一个戴着太阳镜和外科手术面罩的40岁男子）正在东京的地铁里安放一罐罐致命的沙林毒气，这种毒气是纳粹科学家开发的军用毒素。三条地铁线路的车厢里几乎立刻充满了毒气，造成十几人死亡，至少5 000人受伤。美国大使馆附近的神谷后站台上躺满了四肢伸开，西装革履的男人；市中心其他地铁站里，几千名地铁乘客惊惶失措地奔跑逃生。毒气导致了呕吐、流鼻血、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受害者被送进了东京的八十多家医院和诊所。地铁关闭后2500多名警官在东京四处搜捕，很快找到并逮捕了肇事的宗教团伙。
　　但是我在头等舱里对这条新闻茫然不知，几个小时后更是酩酊大醉。当我让空中小姐再打开一瓶红酒时，根本不知道我的目的地刚刚经历了近期最具破坏性的恐怖袭击，也不知道我在堪萨斯的亲友和东京的地铁乘客一样惶恐。还好，我在35 000英尺的高空听不到他们的唠叨："我早就知道他不该搬到东岸去。"很快我就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担心是对的。如果我搭乘上一个航班，现在我闻到的气息很可能来自沙林毒气，而不是昂贵的红酒。
　　我到达东京后坐上了从成田机场到东京的子弹头特急列车。此时已经看不到任何恐怖袭击的痕迹了。我确实发现所有人都戴着蓝色的外科手术面罩，觉得有些奇怪。在纽约时没有人提起东京的人戴面罩。这是时尚宣言，还是害怕细菌？看来我也需要买一个。除了面罩，还有日本出租车司机礼貌地用来开关后排车门的旋转杠杆之外，东京似乎一点儿也不奇怪。
　　我只会说一个日本词--"天皇宫"，东京帝国酒店的日文名字。出租车司机似乎知道该到哪里去。东京帝国酒店是东京酒店中的皇后，日本人对她的推崇可以和皇宫相媲美。酒店有两个部分--一座俯视日比谷公园，由钢铁和玻璃建成的17层建筑; 一座31层的附属建筑物，它是皇宫周围最高的建筑之一。酒店有一千多个房间，15家餐厅，还有各式各样的店铺和休闲厅。这里每年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国家元首、社交名人和皇室成员，另外还有到此举行婚宴的日本情侣。我在去房间的路上就经过了一个结婚酒会。
　　东京帝国酒店有着显赫的历史。它逃过了多次灾难的浩劫，其中最著名的是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这场地震在酒店落成的第二天摧毁了东京。弗兰克·劳埃德·赖特①认为帝国酒店是他的杰作，我也听到过广为流传的故事，讲述赖特最初的设计巧夺天工，老帝国酒店结构合理可靠。据说该酒店是东京市中心没有被大地震破坏的少数建筑之一。二战之后，原来的建筑因为年久失修被推倒，重建成更大、更现代化的新酒店。高雅的大堂和酒吧是有权有势的客人高谈阔论的场所，酒店对客人的选择十分严格，只接待最尊贵的客人。为了防止客人受到追星族的骚扰，他们最近还拒绝了流行歌星麦当娜和迈克尔·杰克逊。
　　由于旅途疲劳，我很高兴能有时间安静地休息。我的房间在帝国大厦的顶层，窗外的景色比我想像的还要壮观。我的房间正对北方，可以看到西北面的皇宫。天皇的宫殿坐落在东京市中心，房地产业的黄金地段，而且地下没有地铁穿过，空中也没有飞机飞过。即使从酒店房间里我也看不到被树木遮蔽的宫殿建筑。东北方向是霓虹灯闪烁的银座，东京主要的购物区。正前方是大手中心，摩根士丹利的办公室就在那里。我最后看了一眼四周的景色，然后倒头就睡。
　　第二天我很早起身，准备去皇宫周围跑步锻炼。礼宾部提供免费的跑步服和跑步鞋，但是没有我穿的13号。出了酒店，我立刻看到了更多的蓝色面罩，简直无所不在。实在太奇怪了。
　　回到酒店房间后，我在门底下找到了一份传真的国际版《纽约时报》。终于，我读到了这致命的恐怖袭击。我不禁有些后怕，我怎么早不知道这回事呢？当然，旅行中很难留意新闻，可这也太离谱了。我的家人是对的，我开始相信我再也回不了美国了。我需要打电话给我的亲友，告诉他们我还活着。这条消息至少使一个决定变得容易多了：我准备不坐地铁，走路上班。从酒店出来的时候，我问礼宾部在哪里可以买到外科手术面罩。
　　
　　

大手中心在皇宫的北边，一共有大概400座闪光的小型摩天楼，摩根士丹利东京分公司就在其中一座中型建筑里。摩根士丹利是最早进军东京的华尔街投资银行之一，公司在日本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戴维·菲利浦。菲利浦是日本人，他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美国生活了13年。对于海外的银行来说，菲利浦是联接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桥梁。他也不是一直都叫菲利浦，这个美国名字是他从原来的名字鹭山哲改来的。事后证明，改名也改变了他的事业。60年代末，他成功地促成了摩根保证信托银行和日本财务省的谈判，为摩根银行在东京开设了分行。70年代，37岁的菲利浦用他的日本关系网和美国名字打动了摩根士丹利，聘请他开设东京分公司。
　　东京分公司开业之初即大获成功。1977年，摩根士丹利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晋升菲利浦为董事总经理。菲利浦是摩根士丹利第一个成为董事总经理的有色人，接下来的若干年中也是惟一担任这项职务的少数民族。1982年，东京分公司已经发展到了20个雇员（其中9个是专业业务人员），获得了若干蓝筹客户，而菲利浦仍然是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中惟一的有色人。
　　菲利浦享受了高薪待遇，但是他的薪水并没有改变投资银行业对少数民族普遍的不友善态度。他经常被当做样子货。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业务总监罗伯特·格林希尔似乎喜欢看到以为菲利浦是白人的客户发现真相的样子，他说："好几次我和戴维去见客户，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多吃惊。"而菲利浦本人显然知道如何遵守投资银行业很不日本的游戏规则，他不但是个叫美国名字的日本人，而且还穿昂贵的西装，抽登喜路香烟，喝德瓦斯威士忌。
　　接下来的十年中，摩根士丹利在东京聘请了几百人，八十年代末更成为了在东京的第二大美国投资银行，与此同时也获得了一些不太光彩的声誉。1990年，有人看到《名利焰火》和《插电酷甜迷幻实验》的作者汤姆·沃尔夫在摩根士丹利东京分公司采访几个面容严肃的日本银行家，显然是在为下一本书收集素材。
　　我来到东京的时候，这里已经和纽约相差无几。菲利浦在1987年中过一次风，四年后退休，但是他的影响仍然无所不在。这里的交易厅是纽约交易厅更小、更拥挤的翻版，人声鼎沸，电脑屏幕闪个不停，到处都是废纸。不过我确实发现了一些文化差异。这里的秘书彬彬有礼，大多数也不是妙龄金发美女；很多经纪和交易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些甚至是研究生毕业。我还发现在东京的交易厅，不那么新鲜的鳗鱼刺身取代了发霉的芝士牛扒。
　　我到达公司的那一刻就已经发现，东京的所有同事都患上了衍生产品思春症。每天的晨会上充斥着有钱可赚的交易设想，客户的回应比我们的提议还要耸人听闻。日本公司迫切需要利润，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风险再高也在所不惜。这里的经纪热情高涨，全力以赴，没人有心思讨论地铁里的毒气袭击。
　　我知道过去几个春天都给东京分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东京在公司的地位日趋重要。衍生产品部纽约的雇员需要在东京的交易中争取到一席之地，管理层试图分享东京交易的成果，好几个纽约的雇员为了迎合亚洲的时间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尽管如此，纽约还是相形见绌。我怀疑纽约的经理送我来东京的原因之一是做卧底，如果可能的话进一步打入他们的内部。
　　我并不熟悉东京分公司销售的衍生产品的细节，从他们每周的衍生产品交易报告来看，我知道东京赚了很多钱，是大量最可疑的衍生产品交易的大本营。日本交易从经济角度看经常是毫无道理的。即使是衍生产品部的雇员也很难真正了解东京的情况，我在这里的短暂逗留只能了解到一些皮毛。
　　没用多久，我就发现美国投资银行家在东京的社交生活就和他们销售的衍生产品一样怪异。每天晚上，一个叫做六本木②的地方有一座建筑里总是挤满了美国外派人员，似乎没有人到别的地方去。在这个有2 000万人口的城市里，几百个美国银行家总黏在一起。
　　偶尔也有当地人带美国人到贵得出名的女待酒吧去寻欢作乐，不过对于我来说在六本木留连几个晚上已经足够了。为了熟悉日本的交易我加班加点地工作，每天回到帝国酒店后只想睡觉。
　　日本的性文化两极分化。东京的美国人以高昂的精力寻找这奇特的体验。嫖妓只需花费3美元，而且没有人感兴趣。但是找女招待给你倒啤酒、和你聊天大概要花300美元。用带尖钉的皮带抽打少女则要花30 000美元。
　　我就认识三样都尝试过的人。廉价地下室的妓女只接待日本人。日本人害怕艾滋病怕得要死，所以拒绝非日本人到他们的"浴室"，在那里"洗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价格非常合理。美国人可以去更昂贵的女待酒吧，不过一般来说这些酒吧的女招待都不是日本人，而且也不提供洗浴服务。有个经纪说他厌倦了在女招待身上花费全部薪水，干脆付钱请其中的两个辞掉工作专门跟着他在六本木游荡，这样他反而省了一大笔钱。
　　东京最惊人的一面是它鞭子和锁链的黑暗面。和日本妓院相比，纽约的第八大街简直就是糖果乐园。有个东京的经纪告诉我，他的一个韩国客户专程到东京来，目的就是在地下经营的会所里毒打十几岁的日本少女，20分钟就花费了数百万日元。当然，交易佣金远远超过了这项成本。
　　东京显然不是堪萨斯，我决定只在酒店房间附近活动。可是就连这样也要花一大笔钱。我在东京第一次吃真正的寿司是在大名鼎鼎的中田寿司店，就在帝国酒店地下一层。厨师看到我好像很开心--这个美国人显然还不习惯用之不竭的公司账户。我点了六片薄薄的生鱼片，其中两片我根本不认识，我的账单是100美元。这样下去，我不是减掉三分之一的体重就是把公司搞破产--15美元一片、15美元一片地把公司吃破产。第二天早晨，我在格调高雅的尤瑞卡餐厅吃早餐，点一个英式松饼和一杯咖啡， 哇！又用掉了25美元。
　　没过几天，我告诉秘书我已经破产了，我需要更多的钱。她笑着说每个到东京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她拿出一张摩根士丹利东京分公司费用申请表，表格的顶部有一个大空格，旁边的一行字哀求说"请付给我"。我填了表，签了名，拿到了一些一万日元的钞票。它们可花不了多长时间。
　　如果你最近到过东京，你就能理解我试图适应这个城市高昂物价的遭遇。那天晚上我找到了一家价格不贵的餐厅，晚餐主菜只要50美元。这已经很便宜了。渐渐的，我开始习惯了这里的价格。我的送餐服务包括8美元的薯条，7美元一勺的香草冰激凌，8美元一杯的西柚汁，10美元一杯的咖啡，6美元一个的香蕉和6美元一听的可口可乐。几天之后，酒店的高档餐厅里100美元的晚餐主菜似乎相当便宜。4月1日那天，当服务生送上4 500日元的账单时（我只点了一个汉堡包），我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我知道这不是愚人节的玩笑。
　　但是我很快就厌倦了东京千奇百怪的交易。对于投资者来说它们没有任何经济意义，而且对我来说也不再有意义。日本公司投资衍生产品不是为了规避监管，就是为了制造虚假利润。这些交易开始使我觉得卑鄙。我自己清楚，道德感-- 哪怕只是蛛丝马迹--明白无误地预示我不再适合销售衍生产品了。我是不是已经丧失了锋芒？我试图忽略我的是非感，但是没有成效。我永远无法长期在东京工作。我决定停止工作，一心享受。
　　我到旅游胜地箱根③旅行，游览富士山，参观东京各种各样的公园、集市和博物馆，甚至参加了上野公园的樱花节。
　　我也见了几个日本客户，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有几个客户回绝了我提议的交易，原因是风险太低。我考虑过在即将到来的堪萨斯对弗吉尼亚篮球比赛中为他们提供赌球的机会，但风险还是太低。真正的高风险是在东京找不到看球的地方。美国全国大学篮球锦标赛已经开始了，我很想看比赛。我在堪萨斯队上赌了好几千美元，而他们的三分投很令我担心。
　　我绝对没有想到在东京观看直播篮球比赛有多困难。如果你在任何一个中西部小镇，观看美国全国大学篮球锦标赛的选择有上万个；如果你在东京，只有一个地方可去。东京只有一个美国运动酒吧，偶尔播放篮球比赛。但是他们也无法接收直播。想念篮球的美国人只好等着从美国空邮来的录像带。打了无数个没有结果的电话之后，我乞求帝国酒店礼宾部的工作人员帮我找个观看堪萨斯对弗吉尼亚比赛的地方，他也被难倒了。
　　我觉得沮丧，开始想家。虽然是周末，我还是去了公司。在这里我至少能通过彭博咨讯终端看到比赛的比分。公司空无一人，静悄悄的。大概每隔五分钟左右，屏幕上就跳出一行日文，后面是堪萨斯对弗吉尼亚比赛的比分。最后，屏幕显示我的球队的三分投失败了，我赌输了。我郁闷的坐在那里，我不再喜欢东京了。
　　既然我已经确定无法长期在这里工作，开展业务就越来越困难。有个经纪在设计一种可以和AMIT媲美的高科技期权，有99.99%的把握可以迅速制造出资本增值，我却带着惊异的目光袖手旁观。有些客户对为低级债券获得AAA评级感兴趣，我就半心半意地推介了FP信托的办法。然而，他们发现这个AAA级有一个下标R的时候就拒绝了我的建议。R级可能向当地监管当局泄露天机。
　　我在东京的逗留期进入了尾声时发生了一场地震。我在酒店房间里感觉到颤动，听到衣柜里的衣架当当作响。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地震，我吓坏了。这是否是个征兆？我惟一的安慰是相信既然原来的酒店经过了历史上最大的地震后仍安然无恙，新的酒店也应该是安全的。但是地震使我下定了决心，我想回家。
　　事后的发现令我大失所望--原来的酒店一点儿也不坚固。骗局不仅充斥于日本银行系统，帝国酒店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也愚弄了我。
　　我知道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1918到1922年间在东京待了差不多四年时间，设计并监督建造了这座以防震为卖点的酒店。酒店的地基由浮动的衬垫组成，赖特声称这一构造能够吸收地震波，防止其传导到建筑的其他部分。我当时并不知道，后来的大量研究证明这些理论都没有事实根据，赖特不是错了就是撒谎。日本大学的谷川雅正教授是日本最重要的赖特研究专家，他认为这件事的真相是"一个成绩平平的年轻美国建筑师利用了地震来宣传他设计防震建筑的成就。"
　　虽然赖特的帝国酒店是东京最知名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它实际上存在严重的设计和结构性问题。1923年地震之后，日本内务部对东京市中心地震现场的建筑损伤进行过研究，结论表明帝国酒店周围很多建筑的损毁都比它轻得多。我一直以为原来的酒店是座摩天大楼，后来却惊讶的发现它只有三层，像石头做的青蛙一样蹲在那里；虽然有大量石头和陶土作装饰，却缺乏结构上的稳定性，就算是用三层的标准来说也是如此。
　　1990年，酒店的总经理犬丸一郎在公开场合回忆起大地震后整个酒店主楼开始向地面底下下沉。建筑结构的中间比其他部位重，因此下沉得更厉害。他说工作人员每隔一段时间就不得不锯掉门的底部，以适应酒店不断下沉的中部。
　　经过大量恢复建筑原貌的努力，酒店正面和大堂的一部分保留在了日本西部郊区的一个主题公园里。公园叫做明治村，周围群山环绕，湖泊交错，里面点缀着明治时期的遗物：学校、民居、监狱、还有一部日本最早的蒸汽发动机。建筑批评家都认为这个公园毫无品位可言，不少建筑师把它称为坟地，还有些人叫它愚人村。明治村确实包含了日本历史上的很多谎言和欺骗，包括老帝国酒店。也许有一天AMIT也会在那里落户，成为另一个关于日本历史的令人惊讶和悲哀的真相。
　　回到美国后，我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三年前，即1992年我到信孚银行面试之前，我对衍生产品、结构性票据、RAVs以及撕掉别人的脸一无所知。我的几个朋友甚至觉得我是个好人。可到了1995年4月，在我自己看来我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愤世嫉俗的人。现在我相信每件事都是一场骗局，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衍生产品是骗局，投资银行业是骗局，墨西哥和日本的金融体系是骗局，就连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和东京帝国酒店也是骗局。这真令人沮丧。
　　这几年来我建立起的价值体系就是为了赚钱而狠宰客户。我的同事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愿意改行做任何工作是有原因的。所有我认识的干过几年投资银行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混蛋。就算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混蛋也无法改变我们是混蛋的事实。从我开始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起，我的心里就明白这个道理。但是现在，出于某种原因，这使我深感不安。
　　我正处在事业的转折点。有些人可能觉得难以理解，但是在华尔街工作过几年后你就没有退路了。你可以被解雇，可以换一家投资银行工作，或者死去，可就是不能辞职不干。你赚的钱太多了，以至于无法收手。试想，你一年赚50万美元，这份工作惟一的缺点是使你变成混蛋，你会辞去这份工作吗？假如你一年赚100万，1 000万呢？我的很多同事都曾扪心自问，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一年有100万美元的话，他们才不在乎自己变成什么呢。慢慢过上几年年薪几百万的日子，一旦你已经变成混蛋，辞职就变成了不切实际的问题。反正大势已去，你不如当个有钱的混蛋，在华尔街一直工作到退休。
　　我并不是想标榜道德高尚。从道德的角度看，我辞去高薪的投资银行工作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如果一定要说点什么，只能说是愚蠢之极。我想说明的是为什么我这么快就决定辞职。对于大多数从事金融服务业的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在道德上是模棱两可的。这是惟一的生存之道。我曾经相信我也是这样的。是非不分也没什么大不了，只要收入上升就行了。然而一旦我开始明确地考虑这个问题，即我做的事根本上是错的，我就无法再继续下去。我别无选择，只能停下来。
　　回到纽约后，我对马歇尔·萨兰特说我需要和他谈谈。对话大概是这样的：
　　"马歇尔，我要辞职。"
　　"什么?你要到哪儿去?他们给你多少钱?你将做什么工作？"
　　"我哪儿也不去。我要离开投资银行业，离开纽约。我不再销售衍生产品了。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可能当律师吧。"
　　最初，萨兰特大惑不解。他无法理解我到底在说什么，他看我的眼光似乎在说我彻底疯了。但是几分钟后，我觉得他理解了我的理由，至少他假装理解了。他让我不要着急，尽量顺利的完成工作交接。
　　我和萨兰特很快检视了我尚未完成的工作，它们显示我在摩根士丹利的交易已经变得相当古怪。我应该继续从事的交易包括：若干AMIT，五六笔试图规避监管的东京交易，信用增强性期限票据，鹰港，更多的Pre4s和FP信托交易，几笔目的在于避税的RAVs，一些墨西哥衍生产品，还有修复巴西F-5战斗机的融资结构。我盯着这张单子，我到底是怎么了？
　　女王对我割舍一切的决定大为震惊。她肯定不能理解我的理由。但是我并不是她手下惟一要辞职的人。没过多久，她的手下几乎全都离开了她的宫殿。一个去读研究生，一个去了伦敦，一个调到了摩根士丹利别的部门，另一个去了高盛公司，还有两个（包括我）搬到了华盛顿特区。几个月内她的RAVs宫殿就土崩瓦解了，女王自己也变成了受困的女王。
　　比德亚特·森盘问我为什么要离开衍生产品部，过去有少数几个人是被其他银行的高薪引诱离职的，森压根不相信没有另外的工作在等着我。不过他也感觉到我不再喜欢这个行业，我想他很可能愿意看到我离开。早先，他和我，还有另一个经纪曾经讨论过有些人从事投资银行业只是为了赚钱，而另一些人是因为热爱这种游戏。森认为摩根士丹利的总裁约翰·麦克就热爱工作到了没有钱也要干的地步。他知道我没有这样的激情。
　　稻草人说他对我的离职感到遗憾，我觉得他是真心的。他重申了他的信仰：和森相反，他相信钱是从事投资银行业的惟一理由。他也有法学学位，甚至说有时他也希望自己是个小城市的律师，而不是挖空心思赚钱的家伙。他还为我的离职而自责，开玩笑说我像他一样是被这个行业腐蚀的。他提到作为我的良师益友的角色时却让我觉得是对历史的奇怪改编。我告诉他我的离职和他没有多大关系。他回答说反正他也要离开衍生产品部，所以无论如何也不会继续腐蚀我了。我为没能参观东京的武士剑博物馆而道歉，他则答应邀请我参加下次泥鸽靶射击比赛。当然了，这是一个没有兑现的承诺。
　　那年的泥鸽靶射击比赛是在另一个射击场举行的，我听说那里无法和桑达诺那相比，参加的人数也比以前少，打烂泥鸽失去了原有的紧迫感。或许，如果衍生产品业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再度兴起， 年度泥鸽靶射击比赛将再次激发饥渴的衍生产品经纪的好战天性。在此之前，它将是个恰当的纪念，使我们记得衍生产品部的几十个人如何看到了"血流成河"的场面，如何在两年的时间里赚了10亿美元。

① 美国著名建筑师。--译者注
② 东京的使馆区。--译者注
③ 东京以南著名的温泉度假区。--译者注

尾  声
　　辞去了摩根士丹利的工作后，我搬到了华盛顿特区当律师。法律工作和销售衍生产品截然不同。说实话，除非收入可以大幅提高，我不会改行去堆肥。
　　1996年夏天，稻草人找到了我。他告诉我他在摩根士丹利的资产管理部找到了一个新工作。这份工作来之不易，他被迫要和无数外面的候选人竞争。面试时的关键问题是"对于经纪人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素质。"面试的人告诉他公司最近刚刚就这一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让他从四个答案中选择他最满意的：产品知识、智慧、关系和操守。稻草人回答："毫无疑问，操守。我们从事的是赢得信任的行业，我们销售的是我们的信誉。"这个答案为他赢得了工作。
　　同一个夏天晚些时候，一个前衍生产品部同事结婚了。他的婚礼成了老同事们再度相聚的机会。我们交换各自的故事，也谈到在衍生产品上损失了上百亿美元的客户。所有人都把那两年的时间看作一生只有一次的经历，再也不会重演，永远值得回味。大多数人似乎都成熟了。女王也来了，不过没有对任何人大喊大叫。那天晚上，她向她从前时常向RAVs小组的成员大发雷霆而道歉，我们原谅了她。所有人都互相亲吻，和好如初，情景几乎像是最后的晚餐。好在事后没有一个人被惩罚、判刑、罚款，甚至没有人被起诉。
　　销售衍生产品的经历给了我什么样的教训呢？我相信衍生产品是金融史上不断重复的主题的最近一次重演：华尔街欺骗普罗大众。自从货币发明后的几千年来，掌握了更多信息的金融中介一直在愚弄处于信息劣势的借贷双方。银行业及其各种分支一直是一个相当好的行业，部分是由于银行家具有神奇的功力，千百年来历经丑闻困扰却生生不息。在这个方面银行业和政治不无相似之处。只要有政治家的存在，政治丑闻就将继续存在。同样，我相信只要有银行家，金融丑闻就不会消失。何况，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银行业会很快消失。
　　尽管近期丑闻不断，金融服务业还是一派繁荣，银行家仍旧受益于信息优势。投资银行最近对共同基金的兴趣显示了它们的最新计划。摩根士丹利不再满足于只向保险公司和政府退休基金销售复杂的金融工具。通过和添惠公司的合并，它开始寻找更加缺乏经验的投资者--例如读者你。其他银行也在进行类似的合并或合作协议。添惠强大的美国零售客户基础对摩根士丹利的狙击手来说无异于落网之鱼。这次合并--类似的结合很快就会相继而来--将给衍生产品经纪提供更多的赢利机会，给客户带来更大的危险。如果最近几年的衍生产品受害者还算有代表性的话，还意味着带来更多的鲜血。而对摩根士丹利将意味着更多的钱。
　　我已经尽力描述了华尔街最复杂精密的部分是如何运作的，就是这些人、这些产品和活动支配着我们的金融体系。摩根士丹利仍旧是最显赫的投资银行之一，衍生产品仍旧是最受欢迎的投资之一。毫无疑问，两者都将继续在全球金融活动中占主导地位。
　　在最近的一次问卷调查中，70%的衍生产品专业人士预测1998年将出现重大的衍生产品亏损。他们的预测是有根据的。衍生产品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动荡、危险，与此同时，投资银行的游说专家还成功地说服了我们选出的议员放松对衍生产品的监管。他们申辩说衍生产品主要是用于"对冲"和"降低风险的目的"。他们的申辩加上可观的竞选资助起了作用：目前国会面对的提案是放松，而不是加强监管。其结果将导致监管机构权力和经费匮乏，因而注定要落后于金融业。每年赚7万美元的证券和交易委员会检察官怎么能抓住每年赚70万美元的衍生产品经纪呢？
　　考虑到监管的匮乏和权力的倾斜，就算没有特异功能，我们也可以预测出更多类似奥兰治县的灾难不久就会重演。当前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金融服务业将继续向游说专家和国会竞选提供上亿美元的资助以抵制监管；衍生产品将继续导致成百上千的受害者上百亿美元的损失，同时损害名誉，扭曲生命，掏空资产；年轻的经纪将像我当年一样不断加入这个行业，赚到做梦也没有想过的大量金钱; 而华尔街将继续声称没有迫切的原因要对衍生产品进行监管。目前来说，他们已经说服了国会和投资者，衍生产品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看过这本书后你怎么想呢？
　　如果你还想购买衍生产品，不如就从摩根士丹利买吧。他们显然不是衍生产品受害者中的一员，今天，衍生产品部不但生存了下来，而且蓬勃发展。你可以打他们的免费电话800 223-2440，分机2594；或者到公司位于百老汇1585号的新办公大厦，就在时代广场旁边。别告诉他们是我让你来的。

后  记
卷土重来

　　我不知道摩根士丹利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手段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拿到了一本样书，但是他们确实发现了。1997年10月初，我昔日的上司在仔细检查书里的每一句话。
　　与此同时，我开始适应平静的生活，在圣迭戈大学法学院一边教书一边提高我的高尔夫球技，一心想在阳光明媚、气候温暖的地方度过几十年。
　　我也设想过这本书面世后的反应：摩根士丹利简短地回应一句"无可奉告"；我以前的同事骂我是叛徒；衍生产品的局外人感到厌恶，或者在投资时更加小心谨慎。不幸的是，我的预测没有几次是对的--从1995年起，我每年都预测股票市场大跌；从1999年起，我每年都预测堪萨斯大学篮球队获得全国锦标赛的冠军。这次，我的预测又错了。
　　几周之内，摩根士丹利发动了一场媒体大战；我以前的同事骂我是叛徒，但不是因为我大曝欺诈内幕，而是因为我省略了最有趣的故事（就如最早打电话给我的一个人所言，我只触及了皮毛）。衍生产品的局外人痛心疾首，但不是因为衍生产品市场的过分行径，而是因为没有尽早加入这个行业。在某个特别不景气的时期，爱尔兰的几个商学院学生发电子邮件向我询问求职的建议，一个立志从事衍生产品业务的年轻人甚至说《泥鸽靶》"事实上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书"。我发觉自己制造了一个怪物。
　　如果没有摩根士丹利管理层的"挺身相助"，这些人可能永远也不会听说我这本书。他们的这个声明点燃了一场媒体大战，《机构投资者》杂志的资深编辑哈尔·卢克斯后来将其称之为摩根士丹利的"公关噩梦"。
　　1997年10月6日，星期一，摩根士丹利发表了一篇声明，噩梦就此开始。新闻稿是这样的：

　　"该书内容显然是哗众取宠的不实之词。对客户始终
如一的专业服务是摩根士丹利一切业务的基础，我们从
不从事违背客户信任的行为，始终言行一致。我们的纪录
就是明证。"

　　我不知道发表这则声明是谁的主意。对于我来说，这完全出乎意料。我和新婚三个月的妻子住在圣迭戈，正在适应温文尔雅的学院生活。我的日子是沉静而安宁的，如果一天有一个以上的电话都嫌刺耳。
　　接下来的两天里，我的电话响了足有几千次。
　　《纽约时报》的财经记者彼得·特鲁埃尔是最早来电话的人之一。像特鲁埃尔这样的顶级财经记者从事的是不知感恩的工作。和大多数银行家相比，他们对市场的了解更深入，受过更好的教育，为人更风趣博学，如此等等。但是和华尔街经纪的丰厚奖金相比，新闻工作者的薪水少得可怜。尽管如此，在为数不多的场合，新闻工作者享有一项无价的特权：站在道德的高度讽刺摩根士丹利这样高贵的投资银行。特鲁埃尔显然享受这样的机会。
　　他下手毫不留请，在文章里引用了摩根士丹利女发言人--珍·玛丽·麦克菲登并不怎么激昂的辩护："我并不是说摩根士丹利人人都是圣徒，但公司的文化不是这本书所描述的样子"。他还引用了摩根士丹利首席律师门罗·桑奈伯恩冷淡的评论，总裁约翰·麦克从来没有像我所说的那样叫嚣"我闻到了血腥味，我们去杀吧！"（后来又有消息说麦克确实说过这句话，但是被人错误地解释了。）桑奈伯恩还从经济的角度为摩根士丹利辩护--如果公司确实像书里描写的那样诈取客户，最终将失去客户。这一辩解似乎有点儿古怪，从那以后我经常奇怪摩根士丹利为什么没有真的失去客户，尤其是考虑到近期几起引起广泛关注的对公司不利的案例。
　　其他记者很快加入进来。《华尔街日报》的帕特里克·麦金汉和安妮塔·拉加万把摩根士丹利的努力描述成"救火"。金伯利·希尔斯·麦克唐纳用怀旧的《纽约邮报》风格写了一篇整版长的文章，集中描写了口交、脱衣舞和其他越轨行为，题目叫做《下流的揭露》。有线全国广播公司(CNBC)的阿曼达格罗夫主持的清谈节目中也有我的镜头连续出现--我在教拉丁美洲金融市场这门课，在黑板上写了"市场失败"几个大字。
　　没几天，消息就传遍了纽约、伦敦和东京的交易厅，我的书销售一空，而且收到了第二次、第三次印刷的订单。1997年10月8日，《泥鸽靶》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第三，部分原因是这本书还存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仓库里，尽快拿到书的惟一方法就是从网上订购。原计划的出版日期远在10月8日之后，我的出版人和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温文尔雅的学院生活就此结束。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所听到的衍生产品故事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作为摩根士丹利的雇员，我有机会看到了一家公司衍生产品部的内幕。现在，作为刚刚攻击过华尔街会下蛋的金鹅的局外人，我以为我会被放逐，再也得不到内幕消息。可是我没有。几天之内就有几十个内幕人士、客户和经纪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们的恐怖故事。最初打电话给我的人没说错：我只不过触及了皮毛。
　　我将和你分享一些荒谬的故事，并提供过去一年中衍生产品灾难的最新消息。如今记录衍生产品讣告几乎是一项全职工作。尤其是最近，交易活动再次大量增长。你读到这篇文字的时候，这个市场很可能已经超过了100万亿美元（据估计，1998年中这一数字在65万亿至80万亿美元之间），正在向1 000万亿这一天文数字进军。我无法抵制滥用已故参议员埃弗里特·德克森名言的冲动：这里1 000万亿，那里1 000万亿，很快你说的就是大钱了。
　　去年的衍生产品市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它们卷土重来了！"
　　金融市场回响着1986年的恐怖片《猛鬼II》里令人毛骨悚然的台词。衍生产品又一次证明是一部恐怖片。1994至1995年间在金融市场造成了几十亿美元亏损的结构性票据和杠杆掉期又回来了；摧毁了霸菱银行、奥兰治县，重挫了宝洁公司的幽灵也卷土重来。在我看来，续集还要更可怕。
　　衍生产品仍旧是看不见却又无所不在的。定时炸弹就藏在我们的投资组合里滴答作响。不论你是否知情，大多数投资者继续面对衍生产品的危险，一般是通过共同基金投资（没错，包括富达基金）和养老基金（没错，包括美国教师保险协会）。我发现，我的新家所在的圣迭戈县33亿美元的公共雇员退休基金投资了很多衍生产品，这可不是好消息。通过我买的一只共同基金，我自己也拥有衍生产品，而且我打赌你也一样。如果你还是不相信我，打电话给你的基金经理或者看看你的基金说明书，然后准备掉眼泪吧。
　　当然，华尔街没有一滴眼泪。对于银行家来说，衍生产品仍然利润丰厚，一方面是因为基金经理愿意支付溢价来承担不用向投资者披露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因为其他买家不完全理解他们的投资。衍生产品使华尔街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去年的奖金上涨了30%。衍生产品卖家欣喜若狂，很多买家也很满意，至少目前如此--无知是福。30%的衍生产品专业人士预测下一年会有重大亏损。
　　对待衍生产品的态度依旧是截然不同的两派。交易大鳄、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警告衍生产品将"摧毁我们的社会"；诺贝尔奖获得者、百万富翁默尔顿·米勒则反驳说它们"使我们的世界更为安全"。他们两个人中至少有一个说错了，可是到底是哪一个呢？
　　大多数市场参与者都同意米勒的观点，他们认为衍生产品具有正面的作用，它使交易各方的对冲或投机更行之有效。索罗斯（还有我）持的是少数派观点，认为衍生产品暗藏毁灭的种子，而且没有人真正理解它的风险。
　　不论你站在哪一边，都无法回避两个结论：首先，衍生产品在近年的金融市场狂热、恐慌和崩溃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次，没有人--即使是这两位大师--理解这一作用的过程和原因。
　　下面我将具体描述一些最新事件，作为前面故事的续集: "猛鬼II：衍生产品卷土重来"。

亚洲金融风暴　　
　　过去一年的衍生产品活动大部分集中在亚洲。据估计那里的衍生产品市场价值数十万亿美元，但是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市场参与者都有些担心，香港的养老基金监管机构甚至建议禁止衍生产品投资。到1997年夏天为止，日本和其他亚洲"小虎"，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台湾、泰国，情况还都不错。1997年7月2日，泰国终于放弃了联系汇率制（此前泰铢的汇率根据泰国的贸易收支与一篮子外国货币挂钩），当天泰铢兑美元的汇率大跌了17%，就和1994年12月20日那天墨西哥比索崩溃一模一样。后果是灾难性的。
　　还记得我在第一波士顿时看到的令人垂涎的泰铢结构性票据吗？那种票据，还有类似的外汇联结票据，是由高信用级别的公司和政府支持的机构（例如通用电气信贷公司和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发行的。这些票据表面看来很安全，而且支付诱人的高利率，可是如果你不幸在1997年7月2日持有泰铢结构性票据，你的损失就严重了。
　　其他亚洲小虎很快步泰国的后尘。亚洲银行就和90年代初期的墨西哥银行一样，通过股权掉期、全额收益掉期、期权期货和更为复杂的衍生产品在本土市场和货币上进行了大量杠杆投机。现在，他们面临全军覆没。几个月之间，以外币计算的东南亚投资下跌了50%，甚至更多。
　　结构性票据和掉期造成的影响不只是亚洲地区性的商业损失，由于这些衍生产品，泰铢贬值的连锁效应远远超出了当地市场。如果泰国的蝴蝶轻颤翅膀就能影响美国的天气，试想一下货币贬值能造成的后果吧！世界各地的个人投资者、基金经理、甚至对冲基金都深受其害。
　　大多数最有杀伤力的衍生产品都是在"柜台"而不是交易所交易的。举例来说，从事掉期业务的亚洲银行有一个对家，一般是美国或欧洲的银行。这些银行都期望掉期的对家如约支付款项，就像如果我和你以10美元打赌亚洲市场要出问题，我赢了就希望你给钱一样。换言之，亚洲的银行和公司并没有赔钱给有组织的交易所，它们赔钱给其他公司，主要是西方的银行。最终的问题是，如果亚洲银行破产，它们的对家可能连一分钱欠款也收不回来。
　　这些衍生产品的柜台交易特性导致了巨大的潜在风险。例如，银行监管机构警告说，美国银行在韩国的风险超过200亿美元。韩国的一家投资银行--鲜京证券公司，投机泰铢兑日元升值，对家是J.P.摩根。泰铢崩溃后，鲜京证券欠J.P.摩根大约3.5亿美元。包括花旗集团、大通曼哈顿银行、信孚银行在内的其他银行各自披露了超过10亿美元的亚洲风险。对家的还款能力和意愿导致的风险叫做"信用风险"。所谓的"信用事件"发生之前，对家的信用风险总被看做是无关紧要的小节，事后却变成了再重要不过的核心问题。美国热衷于拯救亚洲金融危机（还有银行业务的对家），衍生产品造成的信用风险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害最深的人之一是维克多·尼德霍夫--大名鼎鼎的壁球冠军①和衍生产品大师，对冲基金经理中的奇才。尼德霍夫的困局证明了现代资本市场的紧密联系，以及衍生产品投资的神奇效果。
　　1997年6月尼德霍夫还高高在上。他的自传《投机生涯》正在畅销，他管理着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其中不少是他的个人财产。他受人尊敬，处处受到欢迎，他的投资纪录令人叹服:15年来平均年收益率30%，1996年的收益率是35%。
　　不幸的是，尼德霍夫也在泰铢上进行了投机。泰国的蝴蝶轻颤翅膀之后，他亏了5 000万美元，几乎是他管理基金的一半。
　　亏了5 000万美元或是更多的衍生产品经纪似乎都有同样的反应。我在拉斯维加斯玩二十一点时也陷入过同样的行为模式，可能你也有类似的经历。你赌一手二十一点，赌注100美元，认为即使输了也无所谓。你输了。接着你再赌100美元，认为输200美元也没什么大不了。再说，也许这手你会赢，不就收支相抵了吗？你又输了。此后，你输了一手又一手，很快就输掉了500美元。你实在不愿意输掉这么多钱。你怎么办呢？就此罢手？当然不会了。恰恰相反，你会加大赌注，希望能翻本。就是这样的模式，你仰望上苍，脑海里有一个颤抖的声音："只要我把本钱赢回来，我就再也不赌博了，永远不赌。"
　　想像一下，在500美元后面再加上五个零。这回你脑海里的声音听来如何？如果这50 000 000美元是你自己的钱，这个声音可能非常沮丧。可是如果这笔钱，用路易斯·布兰代斯法官的话来说，是"别人的钱"呢？突然之间，加大赌注翻本似乎一点儿也没错。为了别人的50 000 000美元，你会不会变本加厉？为什么不试试呢？如果赢了，你就能翻本，没人会在意你暂时的亏损，如果输了，你真的认为多输掉别人的50 000 000美元有什么关系吗？赔掉第一个50 000 000美元之后，你已经可以确定那个人不会邀请你共进感恩节晚餐了。
　　就这样，尼德霍夫也和在他之前的其他人--霸菱银行的尼克·李森、奇德公司的约瑟夫·杰特、住友银行的浜中康雄、大和银行的井口俊英--一样开始变本加厉，寄希望于更高风险的投资能够带来足够的利润，弥补在泰铢上的亏损。这时的尼德霍夫已经变成了一个流氓交易员。
　　到了9月，他已经补上了部分泰铢亏损，但是当年的投资业绩仍然下跌了35%。10月，尼德霍夫开始胆大妄为，出售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的卖出期权。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为投机者提供了杠杆效应，对标准普尔500指数（跟踪市值最大的500支股票）的表现进行投机。你能出售这种期货合约的卖出期权，就和其他工具的卖出期权一样。
　　还记得第一章里的期权知识吧？卖出期权是在一定时间以一定价格出售基础金融工具或指数的权力。用前面柯维特跑车的例子，如果你买入卖出期权，你可能今天用1 000美元买入了日后能以4万美元卖出一辆柯维特跑车的权力。如果车价下降，你就能赚钱。假设一个月后柯维特跑车的价格跌到每辆3万美元，你的利润是1万美元（根据卖出期权，你有权以4万美元出售一辆柯维特跑车，而你在市场上买入这辆车只需要3万美元），减去1 000美元的期权费。
　　卖出期权的买家希望价格下降，它的卖家却希望价格保持不变，或者上升--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要下降。价格下跌越多，卖出期权的卖家必须付给买家的钱就越多。在我们的例子里，如果柯维特跑车的价格跌到每辆3万美元，而我们卖出了100辆的卖出期权，我们就将亏损90万美元（100万美元减去我们得到的10万美元期权费）。摩根士丹利出售高风险产品时声称"下跌风险仅限于初始投资"，出售卖出期权这种策略可没有这样的优点，你可能损失一切，甚至更多。卖出期权卖家的想像空间有多大，他/她的损失就可能有多大（当然价格一般不会跌成负数）。
　　10月25～26日那个周末，尼德霍夫看来还平安无事。10月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尽管有我的书出版。尼德霍夫在等待，希望期权过期变成废纸，这样他就可以赚到期权费，进一步降低亏损。他希望市场保持稳定或者上涨--就是千万不要下跌。
　　1997年10月27日，星期一，美国股市暴跌554点，大约7%。标准普尔指数下跌64.67点，收报876.97点。这一天与198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相距几乎整整十年。7%
的跌幅算不上市场崩溃，比黑色星期一差得远。但是对于尼德霍夫来说，这个星期一是致命的一击。到了星期三，他的基金惨遭清盘，投资者1亿多美元的资产损失一空。
　　猜猜看谁是尼德霍夫的投资者？没错，信不信由你，33亿美元的圣迭戈公共雇员退休基金赫然在目。圣迭戈，干得好！
遭遇"大师"以及披露的重要性
　　1998年2月9日，我在纽约的圣瑞吉斯酒店见到过尼德霍夫。我们同在那里参加《衍生产品策略》杂志赞助的第二届衍生产品名人堂盛会。近年来，新出版的衍生产品专业刊物足有上百万份之多，《衍生产品策略》是其中惟一有连载漫画的一本。
　　参会者都是主办方特别邀请的，包括了衍生产品界的大部分知名人士，尼德霍夫是午餐会上的发言人。我也得到邀请，主持"交易商在市场上的违规行为"这一专题讨论。我并不确定他们为什么要找我，但是我知道并不是因为我位列衍生产品行业的"名人堂"。这一殊荣属于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哈佛商学院的罗伯特·默顿和加拿大出生的斯坦福商学院终身教授梅耶·舒尔茨。我怀疑他们找我是因为衍生产品专家需要有人泄愤，我猜得不错。
　　尼德霍夫的发言结合了他在哲学和金融两个方面的专长，引人入胜。午餐后，我祝他在所有法律纠纷中成功胜诉，他在我的书上签了名，写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致弗兰克·帕特诺伊，命运使我和你如此之近。祝好，维克多·尼德霍夫。"我会永远珍惜这本带有陨落的衍生产品明星签名的书。
　　见到默顿和舒尔茨本人则有些奇怪。因为我现在也是个教授，我当然赞赏清贫但才华横溢的学者，而不是富有却时常愚不可及的华尔街银行家。默顿和舒尔茨是跨越两者之间鸿沟的桥梁，他们在智力和物质上同样富有，而且他们的财富不光来自于100万美元的诺贝尔奖金（他们是在1997年10月15日因为在衍生产品上的成就而获奖的，就在摩根士丹利那则"哗众取宠的不实之词"声明面世后的几天）。一方面，他们发现了布莱克-舒尔茨期权定价公式，这个计算期权价格的微分等式是现代金融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作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总部设在康涅狄格，资产规模6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证券和衍生产品）的顾问和合伙人，他们赚取了大量财富。我很想知道，放下他们显而易见的成功不谈，他们是否对二十出头的赚钱狂滥用他们的研究成果而愤慨。我充满嫉妒地盯着他们的高级西装，想到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股本收益率，我估计他们很可能觉得无所谓。
　　默顿和舒尔茨，以及其他衍生产品的风云人物，都微妙地回避了尼德霍夫最近的亏损。大多数衍生产品市场参与者都倾向于尽可能地避免讨论重大亏损 。你可能听说过厌恶风险或者厌恶损失，我把这个现象叫做披露亏损厌恶症。比如说，你赌马输了1 000美元，但是告诉你的朋友（或伴侣）"输了一点儿"或"打个平手"。不幸的是，这样的沉默意味着我们中的很多人永远也无法得知真相。很多低于1亿美元的亏损从未公开过，而它们实在应该公之于众，如果这些亏钱的人还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就更是如此。闲谈的时候，你的朋友可能并不在意你是否在赛马场上输了钱，可你一旦开始向他们借钱，他们很可能想要知道真相。
　　披露信息的匮乏不仅仅是亚洲的问题。如果一家美国的大公司在衍生产品上损失了几千万美元，它可以找到很多理由不披露这些亏损，而且都有法律依据。例如，假设IBM发生了1亿美元的衍生产品亏损，它不必告诉投资者，原因是这个规模的亏损相对于IBM的盈利来说不是"实质性的"。另一方面，如果一家小公司损失了1亿美元，它也可以找到其他隐瞒的理由。造成亏损的人肯定不愿意公开事实，而遭受损失的投资者也不愿意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的错误。
　　披露亏损厌恶症通行全球，在亚洲尤为严重。资本市场风险顾问公司的衍生产品顾问莱斯利·拉尔曾经警告过，"在东南亚，已经显露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发生在亚洲的衍生产品亏损不胜枚举，但是绝大多数在调查和披露方面都做得有限。日本兴业银行伦敦分行的衍生产品交易亏损高达100亿日元（约合8 800万美元），却没有人眨一下眼睛。1998年5月，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终于因为住友银行200亿美元的亏损对其罚款1.5亿美元，但是财经新闻并未就此进行深入报道。亚洲（除日本）以外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香港的百富勤公司在亚洲市场大跌之后公布了3 700万美元的股票和衍生产品交易亏损，但是否认当年的总亏损有10亿美元之巨。瑞士的苏黎世集团相信了他们，同意出资2亿美元入主百富勤，但是后来证明实际亏损要大得多，苏黎世集团退出了交易，百富勤于1998年1月12日破产。就我所知，虽然菲律宾也崩溃了，但我的骄傲和快乐之所在--以我命名的"FP信托"仍然在支付利息。尽管我不再了解这笔交易的具体信息，我还是在我的日历上记下了信托的到期日，2009年7月1日。届时我肯定会留心新的故事。
来自日本的辛酸的故事
　　如果你是否听说，日本的第四大证券经纪公司山一证券，在1997年底突然因为所谓的"表外事件"亏损倒闭了。同年11月，另外两家日本公司，北海道拓殖银行和三洋证券也垮台了。11月真不是个幸运的月份。
　　山一证券在1996年底成立了一个衍生产品自营部，短短一年之后就公告了20亿美元的亏损并宣布破产。美林证券立刻冲进来聘请了山一最好的经纪人，他们的衍生产品交易员也是供不应求。不等你说完"表外事件"几个字，日本第四大证券经纪公司就土崩瓦解了。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表外事件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一家公司能够把致公司于死地的风险放在资产负债表的"表外"，那资产负债表还有什么用处呢？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衍生产品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答案。
　　不过，我发现了另一家日本公司衍生产品亏损的一些答案。这个案例在美国没有被大肆报道，事主是乳酸制品生产商益力多会社。益力多的总部在东京，有点儿像雅芳（化妆品直销公司）和天使冰王（美国的一家乳酸制品公司）的混合体。益力多和雅芳一样，发动中年妇女上门直销它的产品，区别只在于益力多女士穿的是绿色（而不是粉色）外衣，携带的是手推隔热车（而不是化妆箱）。益力多的产品和天使冰王的一样，都是发酵牛奶制成的健康饮品；不过在我看来它的主打饮品远远不如天使冰王。益力多饮品是浅粉色的酸甜口味饮料，富含助消化的乳酸菌。公司的基本商业模式也和雅芳、天使冰王类似：低成本、高质量、高销量。这是个成功的计划，60多年来益力多饮品在日本的销量稳步上涨，在海外市场也占有稳定的份额。
　　但是从80年代起，益力多开始在它的配方里加进了复杂的金融材料，从而偏离了擅长的主业。当时日本的经济繁荣，市场节节向上，饮料的销售也屡创新高，益力多的现金极为充裕。公司决定开始运作一个名为"特权信托"的特别基金。那时很多日本公司都成立了类似的信托，投资股票或其他金融产品。特权信托最大的优势是公司无须每年申报信托的利润，因此也无须纳税。
　　特权信托在80年代给益力多带来了双重收益 :  它的投资回报丰厚，而且不用缴纳任何利税。投资收益在信托里不断积累，却不用申报、披露信息。然而，90年代初日本的"经纪泡沫"破裂后股市也随之大跌，设立了特权信托投资的公司受到了沉重打击。骤然之间，这些公司都因为信托投资遭受了重大亏损，但是它们却不愿意关闭信托，实现亏损。随着损失的加剧，这些公司面临着两种选择：解散信托实现亏损；或是继续利用信托进行高风险的赌博，同时祈祷新的投机能够弥补以往的亏损。
　　益力多选择了后者。1991年，它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变本加厉的策略。虽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益力多的策略是个秘密，但是少数衍生产品业内部人士却很了解益力多的特权信托亏损，还有它谋求翻本的策略。怪事发生了：益力多成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大户。有个分析师后来回忆说，"很早以前我们就都知道早晚会有重大的亏损要宣布。"事实上，益力多早在1996年就低调地宣布了一笔相对不大的衍生产品亏损，大约4 000万美元。
　　1998年3月20日，益力多公告了至少8.1亿美元的亏损，原因是过去四年未经披露的衍生产品交易。公司的股票当天（星期五）就从820日元急跌到了620日元，成交量也创出了天量。一家生产乳酸的公司怎么能在衍生产品上损失了将近10亿日元呢？答案至今还不清楚。更为奇怪的是，对亏损额的估计不断变化。最初，全部8.1亿美元亏损都来自衍生产品交易，后来又说衍生产品直接造成的亏损只有大约5亿美元；到了五月，这个数字又反弹到了7.1亿美元。每过一个月左右，数字就要修正1亿美元，我不知道到底应该相信哪个。显然，非衍生产品亏损是传统的信托和证券投资造成的。不知何故，看到还有这样过时的投资亏损竟然让人感到安慰。然而，就算我们接受最保守的估计也无法消除疑问：一家生产乳酸的公司怎么能在衍生产品上损失了5亿日元呢？
　　益力多的日本股东以为他们投资的是一家乳酸饮品公司，就像宝洁的股东以为他们投资的是一家洗涤剂公司一样。他们全都错了，出其不意地发现他们投资的公司在利率和外汇上的豪赌。益力多的股东比宝洁的股东损失还要惨重，他们平均损失了一半的投资，而且很可能无法通过诉讼得到任何补偿。相比之下，宝洁的股东就幸运多了--信孚银行同意以将近二亿美元的代价庭外和解，这一数字符合衍生产品纠纷中投资银行一般支付索赔总额的40%～70%达成和解的惯例。（案件对宝洁有利，证据中包括信孚银行的录音带，其中的一个经纪说："这些交易就像俄罗斯轮盘赌②，每做一笔交易就等于又加了一颗子弹。"）
　　益力多的雇员也没好到哪儿去。公司宣布计划裁员300人，削减管理层薪酬20%，甚至暂停向董事发放奖金。实际上，暂停董事奖金的计划只执行了一年。
　　了解益力多交易内幕的银行家说它在一系列含有日经指数期权的结构性票据中判断失误。另外的消息说益力多的交易包括日经指数掉期和外汇掉期。还有报道说益力多的损失是因为看错了利率走势。准确的交易情况没有被公开，但不管真正的原因何在，益力多肯定很难向那些推小车的绿衣女士解释清楚她们为什么丢了工作。
　　

根据日本的传统，益力多把损失归罪于一个人，副总裁熊谷直地。大多数交易决策都是他做的，而且除他之外似乎没有人理解这些交易。也是他告诉益力多的董事要坚持，投资最终总会解套（或者只是他的愿望？）。现在看来，熊谷本人是否理解这些交易也是个问题；无论如何，他立刻引咎辞职。益力多的董事长紧随其后。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日本财政部有个官员因为受贿而负罪自杀，益力多的这两个人倒没有步他的后尘。
　　益力多事件还有一个文化插曲：这家乳酸饮品公司还有一支棒球队，益力多飞燕队。幸运的是，巨额衍生产品亏损并没有影响这支日本联赛冠军队。益力多的亏损正好是在那个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前公告的，飞燕队的领队酒井清人在比赛前一天向队员保证益力多不会出卖他们。球员的担心不无道理，飞燕队一线球员平均每年赚4 968万日元，大概等于50万美元。在东京这个水平刚刚超过贫困线，和美国的高薪棒球员相比更不值一提--加瑞·谢菲尔德1998年一年的收入就合10亿多日元。
　　如果专家们说得不错，益力多的亏损也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长期以来对日本所谓的"金融大爆炸"③，即放松监管的改革计划持怀疑态度。益力多或许没有被亏损置于死地，但是它肯定不是惟一隐瞒衍生产品亏损的公司。衍生产品在日本的流行程度似乎和棒球不相上下，在游戏规则如此混乱不堪的情况下，日本的金融市场怎么能做到自由和公平呢？此时放松监管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回归狂热　
美国本土也有不少公司深受衍生产品之苦，其中既有上一年新发生的亏损，也有1994～1995年衍生产品灾难的后遗症。最突出的连续故事非奥兰治县莫属。它在1994年12月亏了超过19亿美元，从那以后，该县千丝万缕的诉讼一直使加州律师协会的成员忙得不亦乐乎。截至1998年中，奥兰治县一共提出15起诉讼，控告了28个被告，其中包括20家华尔街公司。
　　我的前雇主瑞信第一波士顿是第一家同意庭外和解的公司，支付了5 250美元 ；此外第一波士顿和两个前雇员还支付了87万美元，作为在与奥兰治县破产有关的债券发行中误导投资者的补偿。1997年，为了确保奥兰治县不对公司及其雇员提起诉讼，美林同意支付奥兰治县3 000万美元。美林还同意支付190万美元与债券投资者达成和解。瑞银第一波士顿在同一个案件中付了99万美元。奥兰治县坚持在民事诉讼中追讨摩根士丹利和其他的公司，联邦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1998年6月，美林终于坚持不住了，支付了4亿美元的巨额和解费。在华尔街诉讼和解史上名列第五。
　　还有牢狱之灾，奥兰治县的前任财政官罗伯特·西特伦被判罚款十万美元，监禁一年。不过在服刑8个月后，他于1997年10月被释放。西特伦的副手马修拉必被判监禁3年，不过到1998年5月，他还在上诉。1996年，奥兰治县从破产中东山再起，目前一切良好。
　　很多其他诉讼也在庭外达成了和解。例如，普惠集团④的一个分支机构同意向监管机构支付50万美元罚款，原因是对于普惠旗下基金的波动欺骗性地误导投资者；该基金投资按揭支持的衍生产品发生了重大亏损（普惠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这一指控）。
　　然而，大多数衍生产品市场参与者积极活动的地方是市场而不是法庭。传言说德意志摩根建富在1997年夏天的亚洲市场暴跌中亏损了数千万美元；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之一--PNC银行发生了1.9亿美元的衍生产品亏损；1995年宾西法尼亚州有70多个学区投资于德文资本管理公司和金融管理科学公司，他们也损失了大约7 100万美元。国民西敏寺银行高薪聘请了摩根士丹利的顶尖衍生产品人才，但是很快就蒙受了1.2亿美元的利率期权交易亏损。瑞士联合银行也亏损了好几亿美元，幸亏他们卖得及时，不然要亏损几十亿。
　　监管者指控一些交易员利用期权操纵股票指数，包括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国会、证券和交易委员会，还有众多强硬派的审计师也攻击了衍生产品交易披露的匮乏。
　　同时，寻求AAA信用评级的交易也越来越多。遵循九十年代中期的抵押债券交易模式，几家银行完成了规模庞大的抵押债券交易（利润当然也十分巨大）。似乎没有人为这些交易的高费率而担忧。某家主要衍生产品公司的律师的解释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了巨额佣金压榨客户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利润完全不为人知；但是向客户销售爆炸性的衍生产品是不对的。"重要的教训是：压榨是好的，爆炸是坏的。
　　拉丁美洲衍生产品市场也得到了复兴，不过这一次比九十年代初时主流得多。墨西哥银行经历了另一场收购兼并的狂欢；阿根廷发行的债券也漂亮多了；巴西的货币既然已经稳定，复杂的通货膨胀指数也就没用了。1998年5月，整个拉丁美洲都有了活跃的期权和期货市场。
　　衍生产品的佣金肯定没有下降。实际上，我在这个问题上只触及了皮毛，低估了衍生产品创造的利润。有些交易员认为我也被人误导，居然误以为摩根士丹利是这个领域的"玩家"。有个对冲基金顾问对摩根士丹利的衍生产品部在两年间赚的10多亿美元不屑一顾，他说在衍生产品业"摩根士丹利不过是另外一个输家"。他在1997年11月的《衍生产品策略》杂志上对我的结论（摩根士丹利赚了很多钱）作出了相当非同凡响的评论："他以为的很多钱其实根本不是很多钱。他以为有5 000万美元就算有钱人了，这个世界上有5 000万美元的人多了！一年赚600万美元不足为奇，对冲基金光是为了记录仓位也要付给账户管理人这么多钱。"七位数的年薪算不算惊人要靠你自己来决定，不过据我所知，美国典型的四口之家一年的收入没有600万美元。
　　不止是佣金，衍生产品的交易量也上升了。衍生产品经过了几年的黑暗，现在又恢复了名誉。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一个高级管理人最近的结论是"衍生产品不再是肮脏的字眼了"。根据国际掉期和衍生产品协会的数字，1997年传统的利率和外汇衍生产品交易量上升了大约50%。长期处于困境的信用衍生产品业务同年增长四倍，达到了4亿美元，而且还在继续增长。近期行业内的合并也致力于复杂衍生产品的协同效应，一般是衍生产品重量级和轻量级的结合。每天都有更新奇的产品出现：共同基金期权、房地产期货、天气衍生产品（没错，是天气--有些人赌气候的变化和趋势）。衍生产品又强力回归了。
　　我对国内衍生产品造成的收益和亏损的讨论就到此为止了。我肯定我的遗漏多多，又一次"只触及了皮毛"。但是你了解了基本的情况。
　　

证券和交易委员会似乎也受到了启发，终于正式通过了法规，强迫上市公司披露拥有的衍生产品种类和风险，尽管还是给予公司很大的自主权避免披露某些信息。有上市公司对此投诉，证券和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瑟·利维特指出，有研究表明全国的监管成本预计在4 000万美元，而他曾经担任董事的一个慈善基金曾经由于基金经理误用衍生产品损失了3 000万美元。我们的最高证券监管者终于看到了这个深渊，这至少可以使我们感到一丝安慰。
老东家的新动向
　　摩根士丹利与添惠公司合并后的新公司在无数统计栏目中都名列前茅。可是在1998年初的衍生产品龙虎榜上，它的排名只是区区第六，远远落后于死对头高盛公司。为什么摩根士丹利的衍生产品业务不能像其他业务一样拔得头筹呢？公司作为衍生产品大户的声望似乎日益下降，而近来几起针对摩根士丹利的诉讼自然也无益于公司为恢复形象作出的努力。摩根士丹利的网站虽然明确地把衍生产品列为公司的特长之一，却没有提及公司在法律诉讼中同样显著的地位。
　　尽管我茫然不知，监管当局掌握的材料却显示，1995年3月，就在我考虑离开公司的同时，七个摩根士丹利股权衍生产品交易员显然在考虑操纵十只柜台交易股票的价格，以从某些纳斯达克100指数期权交易中获利。根据这一指控，纳斯达克的监管者于1998年4月13日对摩根士丹利罚款100万美元，并暂时吊销了那七个交易员的交易资格。不过，100万美元的罚款多半不会对摩根士丹利造成什么损失。对违规的投资银行罚款100万美元的效果恐怕和给连环杀手发张超速传票如出一辙。而且，别忘了还有上诉这条路。1998年5月，摩根士丹利仍在上诉过程之中。
　　纳斯达克监管当局的新闻稿没有对事件进行描述，含糊得令人无法置信，对摩根士丹利的指控似乎也极其复杂费解。《纽约时报》的头牌财经记者莱斯利·伊顿是报道这一事件的少数新闻工作者之一，阅读了伊顿的文章并和她交谈过后，我的结论是摩根士丹利的计划实际上相当简单。
　　以下是我所能作的最好推测：摩根士丹利积极参与纳斯达克的股票买卖。当公司卖出实际上并未持有的股票时，它是在"卖空"这只股票。如果股价下跌公司就可以从中获利。公司认为股价将下跌时可以选择作空。
　　另一方面，公司也可以卖空股票来对冲持有的买入期权。你大概还记得，买入期权赋予持有者在特定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证券的权力。通过卖空，公司在股价下跌时获得利润，因此可以消除或减轻买入期权的带来风险（股价下跌时买入期权的价格也下跌）。换句话说，空头仓位抵消了买入期权的多头仓位。（两者之间的关系由前面提到的布莱克-舒尔茨公式确定。这个公式描述的是在既定条件下对冲买入期权需要卖空股票的数量。）
　　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样，纳斯达克市值前100名的股票也形成了一个指数，名字当然叫做纳斯达克100指数。1995年，这个指数是根据每只股票当天的第一笔交易价格计算的。你可以买卖以纳斯达克100指数为标的的期权。如果你买了指数的买入期权，你需要支付一笔期权费，换取在特定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这一指数的权力。这样一来你希望指数成分股上涨，股价上涨越多你的利润就越大。
　　纳斯达克100指数期权在每月的第三个星期五到期。1995年，摩根士丹利在两个期权到期的星期五（3月17日和10月20日）持用两种仓位：一方面持有当天到期的纳斯达克100指数买入期权；另一方面卖空了五只指数成分股票。表面看来，公司的持仓量至少部分对冲掉了。如果五只指数成分股下跌，公司的指数买入期权将赔钱，但是会从空仓中获利，反之亦然。
　　问题是：如果两种仓位变动方向相反，有没有办法两边获利呢？在摩根士丹利看来，答案是肯定的。方法是这样的：

　　1. 星期五早上第一个对每只股票报价，但买入价要高于市场水平。例如，如果Novell星期四的收盘价是50美元，就报51美元。这样，51美元就作为Novell的价格计入纳斯达克100指数。如果所有成分股星期四的收盘价都是50美元，而星期五的报价都是51美元，你可能使指数从50上涨到51。如果你持有指数买入期权，这意味着你赚了钱，大约每份期权1美元。
　　2. 不要在虚假的高价上交易，立即降低报价。你绝对不想真的在最初报出的价格成交。例如，如果Novell星期四的收盘价是50美元，你报了51美元，如果真以51美元买入你马上就有1美元亏损。你不想赔钱，所以立刻撤销报价，越快越好！
　　3. 降低报价后耐心等待股价下跌，然后在低价"回补"空仓。当你做空的时候，你卖出了自己没有的股票，也就是说事后你需要买入股票来承担卖出交割的义务。当然，你希望买入股票，即"回补"空仓的价格越低越好。不要在51美元回补，等Novell跌到50美元，甚至49美元再买。
　　
　　纳斯达克的监管者称摩根士丹利确实这么做了，不过没有完成最后一步。在这两个星期五早晨，摩根士丹利为每只股票报出了当天的第一个价格，高于前一天的收盘价，抬高了指数买入期权的价格。摩根士丹利没有在高价位交易，相反却降低了报价，并在低位回补了空仓。在这个过程当中，监管者抓住了公司的把柄。
　　这并不怎么复杂吧？
　　纳斯达克监管机构调查的交易都发生在美国本土，但是，不论是纳斯达克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是就我所知的任何监管者都不了解我下面将要谈到的行为。这些行为是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发生的，它比任何其他交易都更令我困扰，我从来也没有办法揭开多少真相。但我还是不得不提起这些交易，我所能够发现的已经相当引人注目，我希望我能促使读到这本书的人进一步挖掘真相。
　　还记得摩根士丹利用来包装衍生产品交易的"载体"吧？这些形形色色的特别目标公司和信托可以在美国或海外成立，其中利润最高的交易叫做重新包装资产工具，简称RAVs（见第六章）。
　　我不无惊讶地得知摩根士丹利现在仍在使用其中一个最不同寻常、最秘而不宣的在开曼群岛注册的特别公司。这个公司的离奇历史中沿用过各种各样的名字，听起来都带有几分神秘。这个公司最初是在1988年9月1日注册的，正赶上现代衍生产品的黎明。开始时它被命名为"和风有限公司"，可没过几个星期就被改成"飓风有限公司"。我不知道公司为什么这么快就要改名，但是从"和风"到"飓风"的改变预示了公司很多更高风险的交易。
　　"飓风"这个名字沿用了几年，直到公司开始创造"RAV"交易。1993年3月24日，这个神秘公司的名字又变了，这次改成了RAV国际有限公司。就我所知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这个公司隐藏在暗处，摩根士丹利也竭尽所能和它划清界限。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摩根士丹利多次用到了RAV国际有限公司，将其称之为"RAV I"。
　　让我告诉你一些RAV I的具体情况，这样你就可以自己猜想摩根士丹利会利用它从事什么样的交易。首先，根据信托协议，RAV I的股票由注册在开曼的慈善机构受益持有，目的是获得税收优惠。RAV I没有有效的股东，既不是摩根士丹利的子公司或附属公司，也不隶属于其关联公司（摩根士丹利在信息披露材料中一直强调这一点）。1997年底，RAV I的董事是保罗·丹尼尔和乔恩·金瑞德，摩根士丹利衍生产品部在亚洲的两个资深董事总经理。我以前在纽约的上司比德亚特·森也曾经是RAV I的董事，不过当他离开衍生产品部到"养老院"去时就被踢出局了。根据开曼法律，RAV I不必提交任何财务报表（审计过的和未经审计的），因此你不太可能了解它的任何详细资料。
　　如果你投资了RAV I发行的金融产品，又担心开曼政府修改税收法导致RAV I丧失税收优惠，你大可不必过虑。摩根士丹利早就想到了这一点，为RAV I从开曼议会议长那里争取到了特殊豁免。豁免权是以公司最初的名字和风有限公司获取的，大概是这样的：

　　税收特许法案（修订案）
　　承诺税收豁免

　　根据税收特许法案（修订案）第六章规定，兹颁发下列承诺予RAV国际有限公司，经公司注册处证明为根据公司法（修订案）第128章注册成立的特许公司：
　　1. 所有此后颁布的任何就利润、收入获增值征税的法律皆不适用于上述特许公司或业务；
　　2. 上述特许公司的股票、债券或其他权益无须缴纳上述税收或任何财产、遗产性质的税收。
　　本承诺自1988年12月13日起生效，有效期20年。
　　
　　在我的家乡堪萨斯，特殊的利益群体在立法上享受特殊待遇是司空见惯的事。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最擅长的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立法维护农场主的利益。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立法竟然可以如此量身订做。我哪能想像议会议长问："你想要一条法律，我们就给你一条法律。你想要什么内容？"
　　最好的还在后头呢。RAV I不但不用在开曼缴税，它甚至根本没有税号或其他商业登记号，没有身份标识。RAV I是传播衍生产品的终极秘密武器，了解它的信息的惟一途径是询问摩根士丹利，或是查阅公司章程（你大概可以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大开曼岛乔治城的公司注册处找到这份文件）。要不你也可以试试RAV I的注册办公地址：乔治城309号信箱，不过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过去，通过RAV I发售的衍生产品主要是重新包装类的交易，客户遍及世界各地。我不知道摩根士丹利近年来利用RAV I销售了什么样的衍生产品，但是如果本书的读者有所发现，请一定告诉我。
　　如你所见，发掘事件的真相难乎其难。更有甚者，各监管机构用于相互争斗的时间比有效监管复杂衍生产品的时间还要多。如果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忙于检察基本的案例--内幕交易、黑社会销售虚假股票等等，他们怎么能够和大鳄竞争呢？何况这些大鳄隐藏在开曼群岛，受到特殊税收立法的保护，无须履行披露职责，并利用信箱地址避开公众监督？
　　你可能以为那些写书或接受采访的人会说出真相。但是这样的例子不会太多，我不认为哪家华尔街公司会接受我的工作申请。就在我的书出版之后，我目睹了摩根士丹利另一个向新闻界泄露秘密的雇员的下场。我指的不是摩根士丹利对我的所作所为，而是发生在另一个二十几岁的雇员菲利普·波特身上的事。
　　就在摩根士丹利发表过有关本书新闻稿后的几个星期，1997年10月19日，星期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描写了拥有耶鲁大学物理学学位的摩根士丹利分析师，25岁的菲利普·波特业余时间如何挥金如土。波特介绍了不久前购买的50英寸电视、3 500美元的劳力士手表、800美元的订制西装和80美元的订制衬衫（白色衣领和白色法式袖口）、还有200美元的鞋。波特没有泄漏任何公司机密，也没有谈到任何交易，甚至没有提及摩根士丹利。他只不过使自己出尽了洋相。
　　第二天一大早，公司总裁"刀子麦克"把波特叫到他的办公室，炒了他的鱿鱼。至少有些关于波特被解职的报道是这么说的，不过事实更可能是波特的顶头上司杰弗·萨尔斯曼叫他辞职的。无论如何，星期一是波特在摩根士丹利的最后一天，没有一刻停留，没有六位数的奖金。
　　既然波特在《纽约时报》报道的第二天就丢了工作，如果我出版这本书时还在摩根士丹利工作，你能想像我的命运吗？我很庆幸自己早就搬到了和摩根士丹利纽约总部远隔3 000英里的地方。
男人的恶劣举止
　　摩根士丹利也有可取之处，至少和其他华尔街公司相比是如此。我指的是工作中的性骚扰现象。华尔街几十年来一贯歧视妇女，而且很少为此受到惩罚。摩根士丹利远不是最差的。
　　在介绍1997、1998年的性骚扰案例之前，我无法不提及摩根士丹利涉及的一起种族歧视案。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华尔街公司，包括摩根士丹利在内，在种族歧视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摩根士丹利的两个黑人雇员投诉了一则包含种族歧视内容的电子邮件，事后控告公司说他们的提升因此受阻。这个索赔3 000万美元的案子拖延了好几年，终于在1998年2月10日庭外和解。肇事的电子邮件是1995年10月发出的，据说讲的是老套的黑人说话方式的笑话。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个笑话，不过因为这个案子以未经披露的数目（这意味着很大）达成和解，这个笑话想必很不堪。尽管摩根士丹利否认犯了任何错误，公司还是撤销了三个应该负责的经理的职务，并对发出邮件的雇员留职察看。
　　至于性骚扰，我不无惊讶地发现我的评论又一次只触及了冰山一角，即使包括那些关于酸黄瓜、雇佣中的美女因素、脱衣舞女、妓女和其他性出轨行为。新闻记者莎伦·克鲁姆问一个50岁的女经纪，华尔街的工作环境对于妇女来说是否像我所说的那样充满艰难和耻辱，她回答说："天哪，那还用说。"
　　这个经纪并不是惟一持这种观点的人。随便问问25个控告美邦公司⑤性骚扰的女性中的一个，或是该公司数百万美元的和解案中涉及的22 000个女性雇员吧。再或者，问问立波鲍姆公司的17个雇员，1998年4月，这家华尔街公司花175万美元平息了对它的性骚扰指控。你也可以问问你在华尔街工作的女性朋友。那里的工作环境可能在逐渐改善，但是过去一年里公开的指控还是会让你毛骨悚然：
　　在美邦公司，女性被称为小狗、母狗和妓女。男性经纪对女性动手动脚，要求性交，还给女雇员生殖器形状的食物。美林公司的女性在公司聚会中受到脱衣舞女的侮辱；她们因为不够开放受到惩罚，而男性却因为步步紧逼得到晋升。立波鲍姆公司有脱衣舞、嘘声和口交的要求。有一个经理在办公室和他的秘书性交时在女方身上涂满了奶油，事后要求雇员打扫他们"激情的残迹"（在此感谢莎伦·克鲁姆提供细节）。一个女性雇员投诉时竟有个经理亮出了阳具要求她进行口交。
　　我想即使最铁石心肠的华尔街交易员也会觉得最后一个例子欺人太甚，或者至少是不同寻常。不过我估计美邦案公开后，生殖器形状的食物很快就会开始在经纪中流传，甚至成为时尚。
　　我很想知道现在的交易厅里还有多少这样的行为。过去一年里有数千华尔街雇员接受了培训，效果拭目以待。
弱势的个人投资者
　　最后一个问题："散户"在对抗摩根士丹利这样的大鳄时到底有没有一点儿机会呢？最近有三个控告摩根士丹利的案例，多少给人一线希望。但是它们同时也揭示出一旦你被经纪公司欺诈后想要追讨的困难程度。
　　

首先看看格利·德鲁蒙特的故事吧。德鲁蒙特持有面值5 000万美元的担保按揭债权（与摩根士丹利用来构建AMIT和MX交易的担保按揭债权类似）。他想卖出担保按揭债权时致电摩根士丹利，后者同意以5 370万美元将其购回。你可能以为交易在这时就结束了，而且按照一般标准也确实应该如此。个人投资者和银行之间达成了交易协议，他们受到口头承诺的约束。大多数交易都在当日根据口头协议成交，然后书面确认，最终交换现金和证券。
　　但是这次摩根士丹利发现它在确定担保按揭债权价值时犯了错误。这些棘手的按揭贷款衍生产品太复杂了，即使摩根士丹利也会时不时糊涂了。一般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会把这种错误列为从事复杂业务的另一项成本。
　　但是摩根士丹利不想承担错误成本，相反，它决定食言。第二天，摩根士丹利说它只愿意出价49 687 500美元，而不是原来的50 375 000美元。当摩根士丹利（通过他的经纪人）告诉德鲁蒙特只能接受较低的价格时，德鲁蒙特（通过他的经纪人）让摩根士丹利去见鬼。换了你也会这么做，对吧？
　　但是摩根士丹利断然拒绝了德鲁蒙特，不肯履行交易协议。德鲁蒙特只有付诸法律一条出路。幸好他有钱，请得起美国顶级的阿诺德·波特律师行作为他的代理人。摩根士丹利的大多数客户打不起这样的官司。这个案子和大量涉及大公司的诉讼一样旷日持久，1997年5月20日，与案发时间相隔超过三年之后，纽约南区的丹尼·金法官终于作出了判决。
　　自然，摩根士丹利败诉了。金法官认为摩根士丹利没有按约定价格购买担保按揭债权，明显违反了合同义务。他判决德鲁蒙特享有65万美元赔偿，外加9%的利息和成本。
　　第二起案件对摩根士丹利打击更大。1998年1月29日，英国女王椅辖区（商业法庭）的朗曼法官就帕格里斯对摩根士丹利一案进行了判决。双方在一笔PERLS交易出问题后发生了法律纠纷。PERLS是第二章里提到的"披着羊皮的狼"类型的交易，那时我的上司兴奋地向比较天真的客户兜售了不少这种本金汇率联结票据。在这个案件判决前，摩根士丹利一直将PERLS作为公司擅长复杂衍生产品业务的突出例子。这绝非虚言，朗曼法官也认为摩根士丹利构建、销售PERLS的能力"当时在这一领域无人能及"。不幸的是，摩根士丹利的能力在诉讼中反而对它不利，看来帕格里斯先生并不理解PERLS为何物，而摩根士丹利也没费心向他解释。
　　朗曼法官发现了令人兴奋的细节和大量证据，他认为摩根士丹利的辩解难以令人信服。他惊讶于摩根士丹利作为"具有国际声誉的银行"竟然堕落到做出如此似是而非的论调的地步。他的结论是对摩根士丹利的重大打击: "我认为PERLS对帕格里斯先生来说不是合适的投资。"
　　尽管摩根士丹利在这个案子中只损失了几百万美元，却在聆讯过程中丢尽了颜面，更被法官怀疑并非善类。摩根士丹利试过把我的书说成"哗众取宠的不实之词"，却很难断然否认一个受尊敬的法学家理智且根据充分的判决。摩根士丹利还面临着其他投资者的指控，这个案例将是个代价高昂的先例。
　　第三个案例的原告是吉姆·罗斯凯德。他在网络浏览器公司网景工作，他想出售一些网景股票。罗斯凯德是个非常成功的出色工程师，不过在财经方面却不是专家，而且他卖出的股票价值相对较低，也就是几千美元。摩根士丹利和网景公司关系密切，曾在1995年承销了网景股票首次公开上市发行，而且向网景雇员提供"免收佣金"的经纪服务。因此，罗斯凯德决定用摩根士丹利做他的经纪公司。
　　罗斯凯德的痛苦经历可能有一天会在你身上重演，或者更糟糕的是已经在你身上发生过了，而你还蒙在鼓里。1996年2月8日开盘之前，罗斯凯德向摩根士丹利下达了出售网景股票的指令。网景的开盘价是68美元，这个价格保持了大约15分钟。但是摩根士丹利并没有在68美元卖出罗斯凯德的股票，也没有在开盘后的15分钟内交易。相反，摩根士丹利保留了指令，直到一个多小时后（准确地说是77分钟后）股价开始下跌到65.5美元才最终卖出了罗斯凯德的股票。平均交割价只比65.5美元高出一点点。罗斯凯德向摩根士丹利提出的问题很简单：为什么我的成交价是65.5美元，而不是68美元？
　　最初，摩根士丹利对罗斯凯德置之不理，但是他不断打电话、发电子邮件，甚至找到并列出了摩根士丹利当天全部交易的股票交易信息。幸运的是，那天上午他一直通过电脑跟踪网景的股价。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他终于发现摩根士丹利在低价（比如65.5美元）买入他的股票前以较高的价格卖出了网景的股票（比如66美元）。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在客户前面"抢跑"的例子，经纪公司抢在客户之前交易，并从中渔利。
　　罗斯凯德向纳斯达克交易委员会投诉，委员会又一次象征性地处罚了摩根士丹利，只对它处以35 000美元（还不到100个小时的律师费）的罚款，并令其赔偿罗斯凯德的损失。1998年2月10日摩根士丹利同意和解这一案件，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对它的指控。
　　罗斯凯德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他像头固执的斗牛似的不放过摩根士丹利。他告诉《纽约时报》："我要让摩根士丹利不能再这么轻易地对待别人。" 罗斯凯德建议强制华尔街公司公开它们的交易记录，这样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我们是否受到了经纪公司的欺诈。相关的技术基础肯定早已存在，而且成本也不会太高。惟一的障碍是说服国会或是证券和交易委员会，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罗斯凯德并不满足于自己胜诉，仍对摩根士丹利紧追不舍，试图为投资者赢得更广泛的胜利。然而，这几个圆满的结果绝不意味着大局已定。它们虽然使投资者看到了一线希望，同时也对投资者能否受到保护提出了极大的质疑。如果华尔街连这样简单的交易--基本的交易处理--都要盘剥大众，而惟一的追讨办法就是起诉，那么个人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还能有什么真正公平的机会呢？更何况还有精密复杂的电脑程序、衍生产品专长和秘密的开曼群岛公司。我们到底还有什么机会呢？
　　也许，连我们自己都不认为我们应该享有更好的机会。我们购买彩票的纪录屡创新高，游船赌场人满为患，合法的、非法的赌博的发展速度与金融市场不相上下。拉斯维加斯是美国排名第一的旅游目的地，大西洋赌城紧随其后。金融市场又有什么不同呢？总而言之，难道说我们的文化充满了赌博的本能，我们能给予投资者的选择权就和赌徒对老虎机的选择权一样有限？也就是说，你有拉动手柄的权利、选择机器的权利、离开赌场的权利，但是没有公平竞争的权利？
　　
1998年6月
　　于圣迭戈
① 尼德霍夫曾5次获得全美壁球冠军。--译者注
② 一种用左轮手枪进行赌博的方法。枪中只装一发子弹，然后转动旋转弹膛，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头扣动扳机。--译者注
③ 指日本于1998年仿效英国1986年Big Bang制定的金融改革，突破了传统分业经营模式，实行了全能银行体制。--译者注
④ Paine Webber，美国著名证券经纪公司。现为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在美国从事财富管理的分支机构。--译者注
⑤ Smith Barney，美国最大的证券经纪公司之一，现为花旗很行集团下属机构。--译者注
　　

补齐部分打包下载

xie xie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